《行政处罚法》第44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2)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76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41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7条第一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4条第五项)。有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会、妇联、侨联、宗教团体等不同界别的代表。
然而，代表结构的预先安排以及选举的模式大致是相同的。或许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将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视为国际社会意义的民意机关和民意代表。(33)乔晓阳、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释义及问题解答(新编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⑥许庆雄著：《宪法入门》，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46页。(36)参阅云南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和方法》第四章第一节，载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工作委员会编：《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手册》(2007年5月)，内部资料，资料来源：中共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组织部。
(2)对于性别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第6条第一款)。实践中，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兼任其他职务成为中国人大制度的一大特色。北洋政府的开局并不顺利。
[51] 康有为将国会的混乱归入其所见的民初无政府乱象之中,参见康有为:《无政府》,姜义华、张华荣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关于专权在洛克思想中的地位,可参见李猛:《革命政治:洛克的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然法的危机》,载吴飞编:《思想与社会》(第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15] 参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载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四、从帝王式总统到帝王： 1914-1915 1913年底，在与国民党协商失败之后，袁世凯先是以议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参与二次革命的叛乱分子有勾结为由，取消全体国民党议员资格，后干脆解散国会乃至地方各级议会，另起炉灶，以召集特别制宪会议的方式，制定了新宪法即《中华民国约法》。
次日，京师警察厅即发布通告，决定即日起实行新闻检查。在对内方面，民国成立以来，袁世凯已经数次用兵，如镇压白朗起义及南方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
三、1913年宪法争论中的行政专权 1913年是中国宪政思想的爆发之年，一场立宪大讨论牵动着各派政治人士的心弦。只有审慎的政治实践才能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两难，建立起对行政专权的法律制约与后果控制。但仔细一看，却并非如此。[9]如果专权的行使违反了政权的目的，而立法机关无法制约，那么人民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只有诉诸上天。
当时袁世凯政府为了外蒙、西藏而与俄、英两国进行着艰苦谈判。加以纪纲废坠，法制凌杂，行政之秩序，既纷若乱丝，地方之情形，尤危若累卵。[61]袁世凯在法律层面实现了总统集权，但法律上有权并不等于这种权力能在现实中得到有效的行使。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南方势力与北洋集团通过协商，推动清帝和平逊位，并达成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协议，但这一安排毕竟只是一个权宜色彩很强的安排，并没有强有力的精英共识作为支撑。
从民初一系列宪法及宪法草案文本来看，由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两大阵营的政治精英在应给予行政机关较大的外交自由裁量权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对总统的赦免权力进行制约的程度不一，在紧急命令权与紧急财政处分权等问题上更是形成了尖锐对立，并最终导向了宪法秩序的瘫痪。这一历史过程，充分展现了在剧烈变迁的政治环境中约束行政专权的两难。
但宋教仁等议会派则是真心希望建立议会中心的政治。在康有为宪法草案之下，特赦权的行使也并不需要国会同意，而是经过特赦委员会的同意。
而1915-1916年时的袁世凯，连对军队的控制权都很不稳固，一旦他试图永久性地占据最高位置，连其北洋集团手下都倒戈相向。但袁世凯的失败并不证明1913年的国民党议员与《天坛宪法草案》就是对的。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行政专权本身具有的超常性，决定它必然成为强有力的党争武器，而各派之外并没有中立且具有执行能力的裁决者，于是对行政专权的宪法安置，不可避免地带上浓重的党派性，一派极端主张扩张行政专权，以借助这一权力来压缩反对派的力量。[19] 1912年袁世凯和唐绍仪内阁的冲突,以及1916-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发生的府院之争,都与《临时约法》在这一问题上的缺陷有关。然而姚荣泽的最后陈词打动了陪审员，多数陪审员赞同请求总统特赦。[5]我们大致可以将洛克所说的专权区分为前法律（pre-legal）以及法外（extra-legal）两种，二者各自有其不同的理由： 1、前法律的理由：立法者既然不能预见并以法律规定一切有利于社会的事情，那么拥有执行权的法律执行者，在国内法没有作出规定的许多场合，便根据一般的自然法享有利用自然法为社会谋福利的权力，直至立法机关能够方便地集会来加以规定为止。
[15]但在革命派内部，围绕着未来采用何种政体，实际上有不同的想法。然而袁世凯在行使这一权力时，既未经过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也未经过国务员副署，明显违反了《临时约法》的规定。
只有将这一最高位置的名份定下来，政治竞争的烈度才能降低，中国政治才有可能在法律轨道上运行。在两极对立的斗争中，宪政体系走向瘫痪，极端限制行政专权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而极端扩张行政专权的努力由于失去节制，最后也归于失败。
[16] 参见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63页。法国宪法上无此规定，遇到紧急状况，政府不得不违宪发布命令，然后在下期国会做出说明，请求解除责任。
袁世凯及其智囊试图为达到顶峰的总统权力披上皇袍。参见陈茹玄:《中国宪法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32页。[65]而在意识形态差异极大的政治集团联合执政的情况下，只有机运的垂青与政治家超凡能力的结合，才能克服其内部对立与冲突。洛克在君主的权力中区分出了行政专权，但他没有同时讨论君主的尊荣。
而这其实就意味着革命。袁世凯采取了压制、驱逐而非转化的方式来实现总统集权，他将所有的反对派驱逐到政治体系之外，但并没有将他们有机整合到同一个政治意志之中。
[55]政府有责而无权，不能办成事情，有违国民期望，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如是者，其国之政，恒视多数人之趋向，以决从违。
[14] 上文的分析表明，专权并不是一个具体、特定的权力，而可能体现在一系列具体的行政权力之中。——国内解散南京临时政府，遣散30万南方军队，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履行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这一切都需要钱。
内务部责成京师警察厅通令各报。大总统发布紧急命令，需要经过国会委员会的议决。[44] 对此草案的分析,可参见严泉:《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2-106页。[10]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统是强有力的选举君主，他统领军队，有权颁赐缓刑和特赦，[11]在得到参议院人数三分之二的同意后，有权缔订条约。
1911-1912年期间的大转变中，本来就存在着清廷、北洋集团、立宪派、革命派这几大政治精英集团，而每个精英集团内部也都存在着不同派别，甚至革命派内部都矛盾重重。一方面，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将政治权力置于法律的监控之下，以避免权力遭到滥用。
而如何着眼于当时中国的公共福利来对这一权力进行安置，反而成为第二位的考虑了。在戊戌变法及晚清立宪运动中，康有为对开国会的期望并非是用它来限制君主，而是沟通上下，广收人才，加强政府活力。
[62] 参见注3,第192-199页。此种机关在共和国，诚若不伦。
